康熙用人之道

　　康熙皇帝主張，事行剛柔，就「不可偏於寬，亦不可偏於嚴。」－－「凡事得中為善，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不齊者齊之，太過者抑之。」他認為「中」是帝王治心之學的大本大源。例如，他剛即位不久，三藩叛亂。對反叛者，在重點打擊的同時，他適當地運用了各種寬和政策，促使其放下武器，只要他們放下武器便既往不咎，維繫「相反」雙方的「相和」。正是由於他採取了這種剛柔並舉的中道政策，才使政局逐步穩定下來，終於削平群叛，安定了社會。

　　評官論吏，康熙認為，穢惡昭彰固然可惡，但官吏也並非一清具萬好。官清雖好，但如果清官自以為清，而待人流於刻薄，不能和平寬宏率屬，即得不到眾人擁護。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年)九月十六日，他問于成龍如何？滿大學士納蘭明珠奏：「于成龍操守極清，辦事亦與金世德(直隸巡撫)相等。」漢大學士李霨奏道，「于成龍清而能寬，辦事亦善。」康熙聽了便說：「若清而刻，便不如清而寬，但太寬亦不可。」在這裡，康熙認為，一個好官，操守要清而不貪，待人率屬要寬而不刻。但不可走向極端。防刻則寬而無制，過寬則鬆弛，建立不起正常的社會秩序。因而為政不寬不可，而寬又要適中。這就是康熙在多種場合中所說中庸之道。

　　清官如果「不能辦事，雖正亦無用。」因此，那些「居官雖無惡處，然無才，不能治事」的官吏是不能委以重任的。清官尚須不生事撓民。「苟於地方生事，雖清亦屬無益……或官雖清，一味生事，更病於民。」康熙看出，清官也是可分的，有清而刻薄者，有清而無才，不能理繁治劇者，也有清而製造事端，破壞安定者。只有清廉中和而才堪治事，有益於地方民生者才是好官。

　　康熙在極力保護一些才具稍短，而操守清廉之官吏的同時，又容納了一批操守不太可信，卻很有才幹的官吏，並極力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

　　康熙四十八年，他說清官趙申喬為人苛刻，經常彈劾武官，認為武官多剋扣軍餉。康熙指出：「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為貴也。」他本來採取的政策是重典治貪，大凡貪官，絕不姑貸，嚴厲打擊貪酷之官。但是，他又在一定程度內允許文武官吏取之於民，只是不准取而無度。他知道，要求文武百官蒞事一芥不取，不可能，也不應該。他說：「武官與文官不同。即爾等文官能一無所取乎？己不取，能禁家人一無所取乎？爾等自思之，當各自知之也。且武官窮苦，若至一無所有，一旦有事，則弓刀馬匹，人人向巡撫求助，彼豈能盡給乎？」康熙寵愛清廉之官吏，獎勵清廉之官吏。趙申喬是有名的清官，可是他又制止趙申喬極力揭露、參劾少有所取的武官，為人刻薄之舉。這就使清官不過苛，武官取而有節，調節文武關係，使對立雙方達到「相和」，從而安定地方。

　　康熙不愧是個好皇帝，祖輩從關外入關，繼而統治中華大地，他從小飽讀詩書，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因此十分懂得中庸之道，行事風格剛中帶柔，在用人方面有他獨到的識人之明。同時他也是一個開明的皇帝，允許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與不同習俗的自由，且以身作則接受並學習外來文化，可說是個非常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帝王，讓大清帝國開始與近代文明接軌，同時在位時間長達六十一年，造就他成為一個有作有為、宏圖大展的帝王！

重法慎刑的哲學

－－處理好「法」與「刑」的關係。王道不廢法制。康熙在讀書筆記中寫道：「為政者保愛善良，如農夫之育嘉穀；剪除奸慝，如農夫之去惡草。故曰：政如農功。」這種比喻，在於說明他的治國手段仍然包括兩個方面：法令和教化。以教化為先，不意味著只要教化，不要法令。對於惡人、惡勢力，必繩之以法，對犯罪要依法制裁，犯錯誤也要處理。總之，法律、紀律、懲處必不可無。

慎刑輕獄

康熙反對「亂世重法」，主張施行教化而「慎刑輕獄」。他很重視社會整體功能的協調。人民困苦流亡，自然容易盜賊滋亂；生產得到發展，人民有衣有食，也就易於教化、治理。這與他不擾民生事的歷來主張相一致。他反對地方官亂施刑獄；反對訟風不息，審獄積延；反對重刑牽連，草菅人命。他對國家設立法制的理解是：使人「畏而知警，免罹刑辟。」

康熙二十年，他看到執法部門所上的奏章中判處的死刑太多，便召集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官員，指示說：「帝王講究以道德教化其治下民眾，用刑獄教化人民則需要特別謹慎，少興牢獄，最好能做到刑罰只起到一個警示作用，以免再有人來試這個刑罰。所以你們這些斷獄定訟的部門，作用和地位十分重要，一定要明斷公允，不偏不袒。這樣才能使人民沒有冤枉之事。」他明確指出：「人民愚昧無知，犯法致罪，有的是因為教育工作沒做好，有的是為生活饑寒所迫，以至於形成習慣，不怕國家法律。

每每想到這裡，我都忍不住對他們心生憐憫和惻隱。在地方上做督撫臬司和問刑的官員，審理大案重案時，如果對有的法律條例不熟悉，定罪審判難免就不恰當：有不弄清楚就草率結案的；有固執己見，竄改供詞，羅織罪名的；有偏袒私向，勒索敲詐，徇情枉法，顛倒是非的。如果人民遇到類似這樣的官員，冤枉怎麼能夠伸張呢？以後對刑獄官員要嚴加管理，內外大小問案衙門都要洗心滌慮，廉潔奉公，在刑獄期限內根據案情定罪。

定罪要恰如其分，不能故意顯示特別的法外施恩，也不能任意濫用刑罰。你們要痛改從前的壞習慣，用心管理刑獄之事，不要辜負了我尚德好生、憐惜民命的本意。」其後，針對執法中審案草率矛盾、偏私含糊，及收受請托、用刑逼供、株連牽扯、稽遲拖延、玩忽職守等弊端，多次對官員加以痛斥。由於貫徹了「慎刑輕獄」的思想，康熙二十二年，全國秋決人犯還不到四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