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的反思

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而另一些國家卻逐步衰退？
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林毅夫，為繁榮經濟擘劃具體可行的策略！

　　從二次大戰到現在，只有包括台灣、韓國在內的13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躍升到中高收入，以當時的經濟理論來看，這些經濟體推行的政策都是錯誤的，但為何他們會成功？

　　其關鍵就在於本書所強調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必須依其要素稟賦（factorendowment），檢視有多少自然資源？有多少勞動力？有多少資本？基礎設施如何？以及法律、金融與各種制度的效率如何？再決定採用相對便宜的資源要素，去替代相對貴的資源要素，成本才會最低，產出才會最大。

　　本書是前世界銀行副總裁暨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反思全球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的巨著。所謂新結構經濟學，是應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為何不同，為什麼經濟結構發展過程不斷調整、不斷變動，以及其決定因素為何；而要素稟賦，就是一個國家有多少勞動力、自然資源與資本。

　　林毅夫舉了一例：「如果兩方要賽馬，他那邊實力比你強，你用你的快馬跟他的快馬競爭，你會輸。你用你最差的和他的快馬競爭，然後用你快速的馬和他中速的馬競爭，用你中速的馬跟他慢速的馬競爭，你就會打贏。」

　　這就是本書要講的，如何在現有的要素稟賦基礎上，找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市場，做大、做強。林毅夫在書中具體提出「兩軌六步法」，強調發展中國家政府可以透過成長鑑別和因勢利導，依照六個步驟實踐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理論：

　　（一）選擇目標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相似，人均收入比我們高一到兩倍甚至三倍的國家。

　　（二）選擇目標產業：目標國家的經濟有20年以上連續快速發展，其夕陽產業就是我們的朝陽產業。

　　（三）降低交易成本：在比較優勢相同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只有對方的30%到50%，就可以用低工資優勢與之競爭。

　　（四）扶持全新產業：如果國內企業發現一新產業可為，政府就應該幫助企業排除發展的障礙。

　　（五）局部集中改善：政府資源有限下，必須成立經濟特區、產業園區，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還有利於催生產業群聚。

　　（六）外部補償：先行者的產業升級有外部性風險，政府必須給予補償。

　　林毅夫確信，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充分利用比較優勢、挖掘後發優勢，其產業升級速度都會比已開發國家更快，都有潛力維持每年8％或更高的成長率，持續成長數十年，顯著地減少貧困，並在一兩代內成為中高收入國家。

　　這本書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經濟發展潛力，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將成為真實，而不只是一個夢想。

作者簡介

林毅夫

　　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

　　2008年，獲聘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總裁，是發展中國家第一人掌管此職務。2012年6月，於世界銀行任期屆滿返回北京大學從事教學研究。

　　林毅夫是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曾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兼任多個有關發展政策、科技和環境的委員會與領導小組。

　　1986年，林毅夫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膺選為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及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並獲頒法國奧佛涅大學、美國福特漢姆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二戰後，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獲得經濟和政治獨立，並開始戰後或獨立後重建。到20世紀末，小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了長時期的高速成長，趕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或是顯著縮小與它們的差距。

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就已經達到美國收入的63％，並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崛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矚目的年均9.6％的經濟成長率，而如此高的成長速度，則是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和關鍵製造業部門的持續升級驅動。

採用外向型和市場友好型發展策略，「亞洲四小龍」──香港、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四個經濟體──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以超過7％的年經濟成長率快速成長。這顯示，保持令人矚目的高經濟成長率、縮小與已開發經濟體的差距，是可以實現的。

近年來，一些大的經濟體已經起飛，如中國、巴西和印度，使它們成為新的全球高成長經濟體（世界銀行，2011）。這些國家的高經濟成長率，導致貧窮的顯著減少。在1981年到2005年間，日均消費低於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經減少一半，從52％下降到26％。這種貧窮的減少，在我的祖國──中國，表現得最為明顯。1981年，中國84％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但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降到16％，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

儘管在21世紀，這種高速且持續的成長擴展到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但這樣的成長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規律。多數發展中國家遭遇過長期持續的成長乏力（Reddy and Minoui,2009）。1960年到2009年間，僅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國家達到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水準。儘管中等收入國家在支撐全球成長中的權重不斷上升，但其中許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在1960年已經取得獨立並達到中等收入水準的國家中，到2009年近四分之三的國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準，或倒退回低收入國家行列。成功達到高收入水準的國家，是西歐的一些國家、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拉丁美洲的兩個島國（巴貝多以及千里達和托巴哥）。如果我們能從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失敗的發展嘗試中吸取教訓，尤其是從少數成功案例中吸取經驗，探索經濟成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釋放他們國家成長潛力的政策工具，貧窮將可以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成為往昔的回憶。

如果結構沒有轉變，持續的經濟成長將不可能實現（Kuznets,1966）。所有仍處於貧窮中的國家都未能實現結構轉變，也就是說，它們未能實現從農業和傳統商品生產，向製造業和其他現代經濟活動的轉變。在目前發展難度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農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農業勞動力占勞動力總量的63％，其2005年製造業所占的比率反而還低於1965年（Lin, 2011）。近期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亞洲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成長差異的大部分原因可以歸於結構轉變對總體勞動生產率的貢獻（McMillan and Rodrik, 2011）。